1996年9月15日，我正坐在由乌鲁木齐开往北京的七十次特快列车上。在经过十二年零八个月的牢狱生涯后，我又踏上了回东北故乡的路。
1984年5月13日，当我坐在一列装载了八百名东北调犯的重犯专列上驶往新疆时，我绝不敢奢想会有今天的一幕。那时候我的身份，还是一个被判处“死缓”的重刑犯。八百人中，如果说我与其他犯人有不同的话，那便是我的头上还有着一顶在当时说来较为罕见的光环——我是1982年毕业的“文革”后第一届大学本科毕业生。
然而，人生就是这样的无常，保不准你在哪一步上就会出现一个闪失。1983年5月29日，我在辽宁锦州的家中，将前来上门寻衅的洪石杀死，由此而犯下重罪。转眼之间，由一名刚刚任教不久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坠入到罪犯的行列。
我不敢说我的犯罪是无辜的，但其中的确有无辜的因素。被我失手打死的洪石，曾是锦州城里的一霸，因我的妹妹拒绝了他的“追求”，他便一次次的寻衅威逼。有一次，竟持刀将妹妹拦截在我家的楼下，用刀在妹妹的脊背上划伤三处。妹妹迫于无奈，一度躲避去了外地。
1983年5月29日这天，妹妹刚刚回到家中，洪石不知从何处得到消息，又携刀闯到我家挑衅。当时，我与二哥、堂弟小留都在家中，在经过一场争吵之后，双方动起手来。情急之中，我操起一柄榔头，砸向了洪石……
洪石死了。
1983年，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展了一场规模宏大的“严打”运动。一大批地痞、流氓纷纷落入法网。然而这一次，我也随着风头正劲的“严打”，走上了法庭。
一审下来，我被判死刑。后经上诉，改为死缓。
在这场全家性的灾难中，二哥被判无期，堂弟小留被判无期。
此后，我们兄弟三人，开始在锦州服刑。
刚进四月份，犯人们纷纷传说要往边疆调犯人了。
时隔不久，南山监狱果真就调出了第一批犯人，目的地是新疆。当时狱方还组织我们收看了关于这批调犯的电视新闻。
工艺设计室的曹大胖子就是第一批被调走的。
进入五月份，犯人中间又传开了第二批调犯行动将要开始的消息，甚至连时间也说得非常准确，说是五月七日。
五月六日晚上，整个号筒子里人心惶惶，沸沸扬扬，有人说各大队负责管教的队长晚上压根儿就没下班，看样子夜里也不回家了；有人说看见监狱里运进了一箱又一箱的啤酒罐头，好像是为了管教队长们做夜宵用的；还有人说各大队调犯的名单已经确定，这会儿就贴在办公室里……
夜里，我躺在床上，思前想后，脑子一刻不停，做着各种各样的分析……后来，我迷迷糊糊地忽然被一阵尖利的哨声惊醒了，我揉着眼睛爬起来。这时，天还没亮，只听到有人在黑暗中叫了一声：“嗬，要调人啦！”
“谁喊的？瞎喊什么？穿好衣服都给我往外走，被子一会儿回来再叠。”门外传来郑队长的声音。
出了号筒子，四处传来一片口令声，各大队都在集合待命。
郑队长在让犯人们报数之后，宣布说：“队里的犯人将有所变动，凡是喊到名字的，都出列到前面来。”
整个过程在一个月前，大家已经历过一次，凡点名出列的犯人也并不都是要被调出的，有的只是帮助调出的犯人收拾行李。
郑队长开始宣布名单了。
“任天虹、韩振华、吴永年、李晓光……”
名单中果然有我。
半个小时之后，我和一大队调出的二十几个犯人站到了一起。这时，我的行李已被值星的犯人倒腾到了行李车上。此时，我身上所带着的，只有一副手铐。
手铐虽凉，但为我戴手铐的年轻警察给我戴手铐时动作很轻，而且戴好之后又提了提铐链，颇为善意地问了一句：“你看紧不紧？”
碰到这样的“政府干部”，你心里只有感恩的份儿。我忙连声说：“不紧，不紧。”
“要是紧的话，你就吱声。好几百里路，六七个小时呢。”
六点整我们被押上了囚车。因为人多，恐怕出错，上囚车时是点着名儿一个一个往上上。到车内落座之后又点了一遍，等到锁定车门临开车时，又点了第三遍。
囚车终于开动了。
从中心岗到监狱北门的路两旁站了上百名警察，犯人们这时早已撤回了监号。囚车鸣着警笛，缓缓地驶出了监狱的北大门。
当囚车驶出北大门时，我邻座一个瘦小枯干的人冲着地面连呸了三声，口里嘟哝道：“他妈了个巴子的，真不吉利！”
“怎么不吉利？”我小声地问。
“你不知道这儿的规矩？”瘦子从沮丧中还没有缓过来。
“规矩多了，可不知是哪一条？”我说。
瘦子带着老到的表情告诉我说：“活着出去的走东门，死了的才他妈的走北门呢。”
我没有再吭声，木然地坐了好一阵儿。虽说不太相信这些，但一旦听了，心里毕竟还是有些腻歪。
我们这一行共有三辆囚车，两辆行李车。出了狱门之后，又有两辆满载着武警的汽车和一辆吉普在外面候着。吉普车在前面开路。车顶上架着机关枪的两辆武警的汽车则一前一后夹着囚车，最后才是行李车。
我知道我们这是要被押往沈阳集结，然后再由沈阳转乘火车往新疆。
住进五号号子的第二天上午，陆队长打开了门指名道姓地把我一个提出来。我像遇上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更猜不出是福是祸。
陆队长把我带到号筒子的门口，队长的值班室正开着门，屋里坐着七八个警察，其中有两个人已上了年纪，发梢、胡子根都已发白了。
陆队长在门口轻轻把我朝前推了一下，向大家介绍说：“他就是李晓光。”
眼镜警官说：“我们是省劳改局的，今天找你来，是想让你谈谈你调往新疆去服刑的感受，你受过高等教育，当然算是有思想的人，谈话能谈到点子上，我们只是拿你当个典型例子，摸清调犯们的心理动态，我们工作也好对症下药，我们明天要给你们开动员大会，要对你们进行思想教育。”
一个年岁大的警官插言道：“有啥说啥，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别有顾虑，别有负担，咱们就像唠家常似的。”
眼镜警官见我沉默无语，就启发说：“先谈谈你的感觉，是喜是忧是甜是苦，是高兴还是难过？”
我的感觉是什么呢？首先是一种失落感，辽宁的犯人被遣送到新疆去服刑改造，无异于被家乡扫地出门，这感觉绝对真实可靠。其次，还有一种被放逐、流放的感觉，我知道今日的调犯跟沙皇制度的流放有着本质的不同，可一想到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就身不由己地感到茫然……尤其对要去的地方没有把握，山高皇帝远，那儿会怎样改造我们呢？
我把我的感觉条理分明、一五一十地谈了个明明白白，两个年长的警官频频点头，眼镜警官还时常插话：“嗯，这想法很正常。”“就应该是这种感觉”。
眼镜警官有针对性地谈道：“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消极思想，说到家还是形而上学、机械呆板片面地看问题。新疆也是中国领土，照样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像你这样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到一个边远落后的地方去改造，说不准会有更好的机遇，也更容易做出贡献。”
这位戴眼镜的胖警官的话颇有预见性。在新疆十余年服刑的岁月里，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起他的话，想起他那双在镜片后面闪烁着智慧之光的眼睛。
眼镜警官和两位年长的警官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说：“好了，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别有啥顾虑，到了新疆好好改造，你有文化有思想，更应该在犯人中带个好头，给去的辽宁犯人起个表率作用。”
当我们都站起来时，眼镜警察还友善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五月十二日，调犯应发放的物品全部分到了我们每个人的手中，背心、裤衩、单衣、单裤、棉鞋、棉袄、棉裤、棉大衣、棉手套、棉帽子，连饭盆、羹匙、水杯也都是新发的。因为路途遥远，怕中途饮用水有困难，政府还给每人发了个可容六公斤水的塑料水壶。
五月十三日上午，入监队开始忙着给被认定为危顽分子的犯人砸脚镣。被认定的危顽分子占有相当比例，吴长生、田小明均被戴上了脚镣。两个能说善侃的年轻人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起来。
下午三点半钟开始吃晚饭。晚饭后，八百余名调犯被押到入监队楼前的广场集结，这是一个相当壮观的场面，广场上有三百余名警察、四五十部囚车、警车、面包车、小轿车，并且还来了不少录像、拍照、采访的记者。
登囚车以前，省司法厅领导再度宣布了调犯途中应遵守的纪律，足足二十余条，其中一条我印象最深，就是在押运途中，囚车过市镇时，犯人一律低头，不准左顾右盼。
纪律宣布之后，司法部门的领导还特意为犯人们介绍了一位军人，这位军人是武警某支队的支队长，是专门负责这次押运行动的最高首长。不知是出于威慑还是确有一项临时规定，据说这位支队长掌有生杀予夺的大权，途中犯人如有脱逃、暴乱、严重违法者，他可以将其就地正法，先斩后奏。
训话之后，犯人们排成一列纵队，盘出几个大弯往囚车上上，八百名犯人光上车就位就花去了近二十多分钟。
囚车刚开出监狱大门，押车的警察就命令犯人低头了，看来在沈阳市区内甭想看什么热闹了。最前面的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这时响了起来，一个声音既高吭又尖利的女播音员开始播送辽宁司法机关向新疆遣送犯人的公告，公告告知广大人民群众，被遣送新疆的犯人都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分子，其罪行严重，民愤极大，将其送往新疆服刑改造是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重大举措，是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有利措施，是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严厉惩罚和有效的震慑，是净化社会、净化城市的需要……
公告一气不歇，轮番播送。
外面看热闹的人肯定不少，车子根本没跑起来，外面的天气不错，我的脑门子上的汁珠连线似地直往车厢地板上滚，手心里细密的汗珠似攥出了一汪水。
稍稍侧转过脸，翻着白眼儿看看左右的同犯们，见他们也全跟我一个模样，脑门子、鼻尖上也都在滴着汗，也都在翻着白眼儿看人呢。
这时，猛听到车厢地板上“扑通”一声响，几个押车的队长同时叱责道：“起来！起来！”“你他妈的搞什么鬼？”接着，电棍也劈哩啪啦地响了起来……
原来是一个坐在前面的犯人一头扎在了车厢地板上，不知他是真的晕倒了，还是蓄意要跟押车队长们开开玩笑。狱中关押的一年时间里，犯人们的这类恶作剧我见得可是不少。
而囚车外面穿得花花绿绿的男男女女似对我更具有诱惑力。借着押车队长们忙活倒地犯人的功夫，我抬头迅速地朝车外望了两眼。
囚车这时正好走在沈阳城内的繁华路段，街两旁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可惜他们看到的仅是拉着警报的囚车，根本看不到车窗内犯人们的脸。人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车外的人们很想看看囚车里的犯人们，究竟长着一张张怎样的脸，有着怎样的神情；而囚车内的犯人们，却又太想知道外面那个相对他们说来，已有些陌生了的世界，又有了些怎样的变化，那些自由自在的红男绿女们，如今的服饰又兴起了怎样的新潮……
囚车内外的两个世界都保持着对对方的极大兴趣。
“低下头，低下头！”押车队长们大声地喝斥起来。
街上的行人形成了一道人墙，距我们百米开外，这会儿都正在向站台里眺望着。
囚车前排的犯人已开始按顺序下车，低了半天的头，头晕目眩的人似不止我一个，前边起来的犯人，好几个摇摇晃晃的就像是喝醉了酒似的。
车站月台旁，一列车窗上焊着铁栏杆的犯人专列就停在我们的面前。三辆囚车对着一个车厢，犯人们排着一列长队往专列上上。
登车前的那一霎，我心里百感交集。东北的这片黑土地啊！什么时候，我还能再回到你的身边？那些被浓云密雾遮掩着的不可预知的漫漫长途啊，什么时候，我才能走到它的尽头？……
心里一走神，脚步就慢了许多，与前面的犯人拉开了距离，押车队长见队列出现缺口，大声喊道：“跟上点儿，别东张西望的。”
我赶紧小跑几步。
我上的是九号车厢，待我上车时，车上差不多要坐满了。我被排到靠车厢后门附近的位置，我的身后还剩两排座位，那是留给押车队长们的办公席位。
此时，我的这帮组员全都贪婪地盯着车窗外，正过着眼瘾呢。
百米之外的区域，已是人山人海，人们都站在站前广场上往站台里瞅……
按照规定，车过市镇繁华处，犯人得一律低头，不准向外看。可是此时，犯人们不必低头，可以尽情地浏览窗外……我想，这也许是政府对远离家乡的犯人们的一种特殊恩惠，或者是让调犯们也领略一下森严的警戒气氛。
月台上持枪站岗的武警战士这时也上了车，在每节车厢的联接处，都有四位站得笔直的持枪战士，分别把守着四扇车门。
汽笛一声长鸣，列车缓缓动了……
